回想我们刚从事个案管理工作的时候，一心只想怎么才能帮到案主，心气儿高，却也容易受挫。可能那时候视角过于局限，在对案主进行评估之后，焦点总是集中在如何解决案主的问题上。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模式，遇到瓶颈后，无论案主还是个案管理员势必会非常受挫。因为一旦问题不能圆满解决，就意味着个案管理工作的“失败”，意味着案主不能完全的康复。而对于那些一心只扑在自己问题身上的案主，这个“病”，这种不好的感受成了他生活的全部，每天沉浸在痛苦中不能自拔，这无疑也是一种恶性循环。

随着我们不断地学习，不断地总结经验，以及“大腕儿们”的督导，使我们的工作思路不断拓展。现就一个案例情况与大家分享，欢迎指导。

案主郭女士，北京人，离异，现已退休。目前与女儿一起生活，与自己的兄弟姐妹离得较远，不常联系。女儿做会计工作，单位离家很远，月收入4000元左右。案主与女儿关系差，基本不交流，沟通就吵架。女儿对案主的病不闻不问，甚至案主出院女儿都不到场，案主自己办手续。

六年前案主因担心女儿毕业找不到工作问题而发病，主要表现情绪低落、做事没有兴趣、总想哭、焦虑、失眠等。多次就医，诊断“焦虑、抑郁”，也曾应多种药物治疗，效果不理想。2010年首次住院，诊断“重度抑郁发作”，曾电休克治疗，能达好转。后先后住院4次，末次2015年6月出院。

能够感受到案主的家庭支持系统较差。案主每次住院，院内治疗效果较好，回到家则很快出现波动。经过几次访谈，了解了案主的成长史后，得知其从小的家庭生活就不是很“快乐”，父亲的管理简单粗暴，母亲很早过世，案主辍学承担起母亲的角色，照顾弟弟妹妹，做饭洗衣砍柴喂猪等。结婚以后与丈夫感情不好，丈夫出轨，纠缠了好长时间之后离婚。如此“悲惨”的人生经历，势必对案主的性格和行为模式产生巨大的影响。本应退休享受晚年生活的她如今又身患多种躯体疾病，与从小拉扯大的女儿反目成仇，劳碌了一生却是这样的结果。如今女儿是她唯一的牵挂，也是她的精神支柱，但母女俩关系又紧张，案主的关注点自然在自己的病痛上。

按照我之前的思路，可能会将治疗焦点放在改善母女关系上，因为感觉这是案主最迫切需要的，同时也是提高案主家庭支持的最佳途径。但如果由此入手，可能就会遇到很大的障碍。母女关系的形成是历史原因，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。因此，通过团队的讨论以及专家的督导，觉得案主还是应该从改善自己入手。案主经历了这么多“悲惨”的事情，还能把女儿抚养长大到参加工作，显然还是有优势的，说明自身是有资源的。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挖掘这些资源，找她的支持系统，并且让案主自己也能看到这些，激发她改变的动机。

比如案主经常来就诊，希望医生告诉自己该怎么办，问医生要方法，而医生总发愁没有办法。医生的问题在于不是提供方法，而是帮助患者自己找方法。可以问患者“你希不希望快乐？痛苦有理由，同样高兴也需要有理由”。“你有什么理由值得高兴？你喜欢不快乐吗？”让患者自己来找方法，并不是我们给她找。“生了病以后，我们的生活状态也病了，主要就是治病，但有些病好了就全好了，有些病不能一下子好，需要慢慢恢复。在这个恢复过程中要慢慢让自己过上正常的生活，恢复正常的社会功能。不让我们的生活只剩下病，要有其他的正常生活的部分。”“如何能正常生活？”“您提到很想生活当中做些事，但真的是做不了，没劲儿也没兴趣，这些都是抑郁症的症状。在这种情况下能做点什么？”“您提到周末给女儿咬牙做饭，其实已经在努力了。您说了饭女儿也吃，如果不做饭，可能和女儿的关系更疏远了。”“为什么会如此？您也在反思，可能在她的成长过程中管的太多了，她希望自由，现在她已经长大了，可以给她自由。您总是担心她，想知道她的一切你才放心，结果现在什么都不知道。您原来的生活都是孩子，现在的生活都是病。您病好了想干什么？康复强调正常生活才能有正常情绪，不是等着情绪好了才去生活。”“病该治就治，看病的时候跟医生说说自己的病，其他时间把病放到黑箱子封闭起来，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，需要医生看的时候可以再打开让医生看看”……

个案还在继续，生活也还在继续，如何能更好的生活，挖掘资源，建立积极的行为模式，激发案主自己改变的动机……